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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的一生与日本文化有着深刻复杂的关系，日本 文学评论家竹内好曾评价其为“最早具备日本修养的人”， 周作人研究专家木山英雄也在《周作人与日本》中指出：“论 及日本与日本文化关系之亲厚，无人能出周作人之右。”周 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界公认的“日本通”，致力于日本学 术文艺的译介、研究，将日本文化的影响与个人的思想、气质融通，成为新的有机整体，逐步形成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。

初识夏目漱石

1885 年 1月16 日，周作人降生于浙江绍兴东昌坊 口新台门的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。11岁起，他开始在“三 味书屋”读书 , 后来在赴日本留学的兄长鲁迅的影响下， 于1905 年末考取出国留学生。自1906 年秋至1911 年秋， 他在东京过着完全日本式的生活，其中清淡的饮食、简素的住房与他所习惯的“简单中有真味”的生活方式相互交融，培养了他对日本的喜爱与迷恋。

周作人与日本小说家夏目漱石（1867—1916）的第 一次地理结缘则是在 1908 年春天，周氏兄弟租住在夏 目漱石曾居住的西片町华美而典雅的住宅。周作人曾在 《文学论译本序》中谈道：“夏目的文章是我素所喜欢的， 我读日本书也可以说从夏目起手。”博览群书成为此时周 作人的主要活动，他穿梭于不同书店购买各式书籍，广泛接触异于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想，使他在民族意识与自 我意识的统一中觉醒，更给予他世界性的眼光思考和看 待世界。

周作人接触日本当代文学的开端是以把兴趣转移到 《朝日新闻》连载的《虞美人草》为标志，他躲在赤羽 桥边的小楼上，偷懒不去上课，悄悄地读夏目漱石的小 说。他最爱读的还是《我是猫》与《哥儿》，也常劝学日 文的朋友们读，认为读夏目漱石对日本学生生活及社会 的描写可以增长见识。他仔细琢磨《哥儿》书名的文字、 语气和翻译，感受日本文字的从容与美，可以看出周作 人最初对夏目漱石停留在文化和文体表达手法的一种欣 赏上。

1918 年 4 月19 日，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作题为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》的演讲，首次正式 将夏目漱石介绍至中国；之后，作品中也数次提到夏目 漱石与夏目漱石文学，最常提及的基本是《我是猫》《哥 儿》《草枕》等。在他的日记中曾有数次通过日本书店订购《我是猫》等小说的记载，更有阅读过程的记录—— “2 日晴午后读《我是猫》；3 日 晴牙痛，读《我是猫》；4 日晴读《我是猫》；5日晴，读《我是猫》直至深夜，终阅毕。”周作人曾说“：虽我所最爱的是猫（《我是猫》），但别的也都颇可喜，可喜的却并不一定是意思，有时便只为文章觉得令人流连不忍放手。”周作人是怀着语言文字趣味的热情去探索作品，将日本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，偏爱幽默讽刺的艺术，这是个性气质使然。周作人有着与传统读书人相异的别一种“胸襟”和“眼光”， 这源于他年少时代对经学的反叛和对杂学的喜爱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的杂学大部分从外国得来，“以英文与日文为媒介，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，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。”简言之，周作人对日本文学作品的取舍标准可以概括为作品是否具有“人情味”和“情趣”，读来是否使人感到“悦乐”与“好玩”。

而夏目漱石混合了英国绅士的幽默与江户的洒脱， 引起周作人审美趣味的共鸣。《哥儿》通过一个不谙世故 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戏剧冲突，辛辣而巧 妙地讽刺教育界的丑恶现象。周作人感慨“中国本来绝 无感情的滑稽，也缺少理性的机智，所有的只是那些感 觉的挑拨，叫人感到呵痒似的不愉快”，更彰显其对夏目 漱石文体关注的原因。因此，幽默讽刺的创作风格满足 了周作人采用温和的方式担当知识分子的责任，为改良 社会的理想不懈努力。他在《死法》论及段琪瑞政府屠 杀请愿学生，先比较各种死法得出枪毙的死法最为文明 可行的结论，用赞颂式的反话来将对象的内在残忍冷静 地铺展开，娴熟地运用反讽表现了自己的愤恨，虽不能代 替义正词严的声讨挞伐，但另有一种忘不掉、排不去的 力量。夏目漱石作为周作人日本文学的引路人，为其改造 民族趣味，进而影响民族性格的启蒙思想奠定了基础。